芭比or爸比，一个瓦解的父之名与”芭比“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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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是否在瓦解父权制度呢，是的，在一个最开始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在电影中芭比从乐园踏入现实，发现自我，又回到乐园与肯们斗争，瓦解了肯们建立起的这个现实世界父权制的拙劣映射；但“芭比瓦解父权制度”的意义并不止步于此，“芭比”的意义也远不止此，我们所更需要讨论的正是这个无论如何都会超出的东西。

“芭比在瓦解/瓦解了父权制度”，在这个主谓宾结构中芭比的主体性在父权制背景中被凸显，电影中芭比主体性的高潮无疑是结尾时在与创造者的对话后走入现实世界的那一刻，她超出了创造者的想法，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然而要问的是芭比第二次走入现实与她第一次走入现实有何不同，第一次走入现实是一种被迫，电影中怪异芭比给出的选项“高跟鞋”or“平底鞋”是对黑客帝国中“蓝药丸”or“红药丸”的诙谐模仿（正如黑客帝国中的难题：选择蓝药丸忘记一切的话，会不会再次来到选择的这个时刻呢，直到选择红药丸才能跳出这个“无限月读”的困境。），芭比不得不走入现实，因为幻想的秩序已然出现裂隙，作为这个裂隙化身的芭比出现在现实世界，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既不是人也不是芭比的异物；而第二次芭比走入现实，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为芭比的人，一个被秩序所接纳的自信大方的女性。令人吊诡的是，这个名为芭比的人与开始时的芭比乐园中的芭比有什么不同呢？她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一个处于幻想，一个处于现实。那么所谓主体性高潮的时刻反而成为了主体性消泯的时刻，走入现实的名为芭比的那个人，成为了新秩序的芭比玩偶。

一个完全直观的巧合是，从“爸比”到“芭比”，父之名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芭比瓦解了父权制”？不不，事情变得奇怪了起来。这个谐音的巧合会唤起这样的一副画面，一个喊“爸比”的小女孩，被给了“芭比”，于是就开始喊玩偶“芭比”，而不是父亲“爸比”。这到底是对父权的一个否定，还是一个升华呢？同样的，这种父亲的不在场也体现在电影中，整部电影剑指父权制，却没有一个父亲的具体化身，唯一有可能被指为父亲的美泰公司总裁在最后让芭比叫他“妈妈”，随后又立刻被创始人顶掉。从恶心粘腻的“爸比”到美丽独立的“芭比”，父之名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

在这个意义上考察“芭比瓦解父权制度”，这个句子或许只是一种并列关系——“芭比与瓦解的父权制度”。不管在现实还是在幻想中，一个完整的父权制都已经不复存在，它以一种瓦解的姿态存在，正如现代资本主义在不断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涅槃重生，从“父字头”到“草字头”，一个交戈的“父”变成了一个分离的被压扁的“十十”，两个十字架上钉着两个分裂的父亲，即父权制本身分裂为保守的前现代父亲与享乐的后现代父亲，两者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那么在瓦解的父权制中，芭比的位置在哪呢？或者说我们在此要坚持怎样的姿态。回到电影，芭比从开始的芭比乐园中的芭比，到最后变成了现实世界的芭比女士，或许我们要坚持的反而是第一次来到现实时那个被迫的局促不安的既非芭比也不是人类的异物。

上野千鹤子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分别在家庭与市场的场域中发挥作用，并相互交织，但我们在此讨论的父权制显然已经超越了家庭的范畴，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权力结构。那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边界又在哪呢？在此是一个视角的差异，父权制对应的是女性主义视角，而资本主义对应的则是传统左翼叙事。这两种视角的差异可以被把握为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即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特殊表现，而女性解放则是全人类解放的其中一个具体面向，但这足够吗？在特殊与普遍之间，我们又应该站在哪个立场上？又是否有一个悬置的待我们去抉择的普遍立场呢？在女性主义与传统左翼的视角差别（即视差）中，我们把握到一种纵深，一个僵局。

“芭比”作为“爸比”的某种替代，从女性主义电影的一个象征变成对于父之名的隐秘呼唤，在这种转变中，“芭比”与作为其反题的“爸比”在传媒资本主义的话语场域中得到了统一，这就是“芭比”的全部真相了吗？还不是，我们所应该坚持的是“芭比”，并非作为一个外来语音译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坚持”芭“的草本性，和”比“的动名词性，由此”芭比“所指代的则是这样的一副愿景：芭叶鳞次栉比。作为生产性和耗材性象征的芭叶以结伴的方式联合起来，两个”匕“的结合则从一种单纯的攻击性产生一个势，在这种联合中则会有新的希望产生。